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的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馒头、花卷、咸菜；午饭、晚饭炒一个蔬菜，炒时菜里加一点儿肉末，纯荤菜是没有的，连吃个鸡蛋，陈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隆重”的事。
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江苏青浦（现划归上海）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只爱吃大米饭，饭量不大，为了防止浪费，每次做饭都要工作人员按上海人才会启用的度量单位“半两”来称量好。
陈云在吃饭问题上有自己很强的原则性“不吃请”，他也不请人吃，生活极有规律。特别是在工作场合，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按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行事。解放初陈云到东北搞调查，当地领导很热心，也知道陈云饮食偏素，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偏素的酒菜，陈云一见，立即露出不悦之色，站着不入座，直到把菜撤走，换上清淡的一素一荤，他才肯坐下来入席。
建国初，陈云还兼着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当年跟随在他身边的俄语翻译李越然从来没见过她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是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搭车？陈云秘书告诉他，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
陈云时时刻刻对自己“不准”。当时中财委在“九爷府”办公，取暖设备坏了，机关准备了电炉，陈云经常穿着大衣办公，不开电炉，工作人员不解，他说，“那个东西很费电，白白烧在那里很浪费。我想没有特殊需要，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我穿大衣办公习惯了。”当时，只有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来商量工作，陈云才会叫工作人员开上电炉。
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他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于千家万户吃的问题，即著名的农村养猪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提高农民收入，保障供给城市，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中共的财经专家，副总理，自己吃得简单，但精通人情，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天下第一大道理，管的事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吃喝息息相关的经济生产，对这份内的事，陈云管起来一点儿也不简单。1949年7月，他带领一位同志去上海做调查，深知做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就是稳定了全国经济的一半，对扭转全国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一到上海，就明察暗访，对上海的各类市场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也找了许多代表人物进行座谈交换看法。陈云指出，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是指大米和棉花，“一黑”自然是指燃料煤炭了。这三样东西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也是我们要与投机商进行斗争、保持市场稳定的基本物资，只能解决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陈云经过调查认为，在上海的周边农村，这些东西并不匮乏，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运输问题，他强调要花大力气来组织运输，还要花钱造船，陈云经过精心测算，具体部署了运输计划，从其他地区向上海调运“两白一黑”。